曾长期执掌华融“金融帝国”、又因挥霍浪费国家财产、搞权钱色交易被中国官方列为反面典型的金融“巨鳄”赖小民，8月11日站上被告席。
当天，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一案。他被诉索取、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88亿余元人民币，其中1.04亿余元尚未完成收受。
从涉案金额看，赖小民高达近18亿元的涉案金额刷新纪录，被称为“金融第一贪”。而据媒体梳理报道，中共十八大以来，“亿元贪官”名单已逾40人，赖小民则是涉案金额最高者。
针对赖小民的起诉书指控，2008年至2018年，赖小民利用担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或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向中新社记者表示，从接受审查调查到案件开庭审理，赖小民案的每一步都备受关注。从一定程度上讲，对赖小民案的处理代表了中国金融反腐的决心、力度和态势。
专家分析，从起诉书看，赖小民存在“吃金融靠金融”的严重问题，且同时存在受贿和索贿情形，性质恶劣。该案涉案金额之所以较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重要因素。
比如，赖小民所领导的企业及其发展路径的特殊性。华融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为对口处置金融企业不良资产而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自赖小民2009年调任华融之后，企业开始大踏步商业转型，华融“金融帝国”快速膨胀，盲目扩张、无序经营导致其严重偏离主责主业，为权力寻租带来空间。
宋伟认为，涉案金额高的关键原因之一是，金融领域尤其有些金融企业过去一些年存在管党治党不严的情况。由于金融资金流向复杂、金额较大，一旦出现问题，涉案金额往往显著高于其他一些行业。
“一方面，赖小民手头掌握大量国有资产尤其是金融资源，可支配的权力比较集中，另一方面，金融腐败具有手法隐蔽、操作专业化的特点，有些腐败行为甚至披着创新的‘幌子’进行，导致该案涉案金额较高，还出现与监管相关的问题。”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再如，赖小民本人背弃初心，“手伸得太长”。从银监会办公厅主任调任华融之初，赖小民留给外界的印象尚是一位有抱负的金融企业管理人员，问题隐藏较深，但在华融体量急剧扩张之后，赖小民在因欲望导致蜕变这条腐化道路上越走越远。
2018年10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对赖小民的审查调查结果通报中指出，赖小民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完全丧失，党性原则荡然无存，擅权妄为、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生活奢靡，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且毫无顾忌、不知敬畏、变本加厉。
宋伟表示，结合中纪委通报和开庭审理公布的信息不难看出，赖小民案一大特点是潜伏周期比较长，导致其向犯罪深渊越滑越深，相关问题越来越严重，涉案金额逐年累积。
“丧失党性原则、甘于被‘围猎’是很多落马官员的共性，在赖小民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这其中还涉及一些涉及官场腐败共性的生态性问题，值得深入反思。”庄德水说。
近年来，金融领域腐败涉及范围广、链条长、方式复杂，风险外溢效应强的特征表现得较为明显，且往往与市场风险、政治风险交织在一起，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外界注意到，从去年到今年，金融反腐已连续被中央纪委全会列入重点工作部署，对境外资产的监督也已被有关方面纳入监管范围。
梳理金融领域落马人员名单亦不难发现，近年来已有来自银行、保险、信托、担保、投融资等多个部门的领导干部落马，覆盖金融领域方方面面。
宋伟指出，今年以来，从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孙德顺等金融“大鳄”相继受到处理，到此次赖小民案公开开庭审理，都可被视为中国重拳整治金融腐败的重要缩影。
他认为，金融反腐在取得一些成效的基础上，仍存在不少问题。持续有效削减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是下一步关键。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过勇指出，通过重拳反腐对金融领域乱象和一些历史问题进行纠正清理，不仅有利于净化政治和行业生态，也有利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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